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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湖居得书记︱“受苦的人”沈宝基

更新时间:2018-03-14 17:03:23点击次数:150次字号:T|T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把《国际歌》的激昂旋律带到了中国。歌词的前两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经过数十年的传播流布更是在中国人尽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受苦的人”一词的译者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或是萧三,而是诗人沈宝基先生(1908-2002)。

国际歌通行中译本

众所周知,《国际歌》的第一个中译本来自于瞿秋白。可是在1923年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瞿译本中,《国际歌》的第一句被译作“起来,受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这不仅与当下通行的译本用词不同,而且语序也有所颠倒。而另一版著名的《国际歌》中译本则出自萧三之手,于1926年刊载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的传单上。在萧译本中,《国际歌》的前两句则被译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显然,与瞿译本相比,萧译本与当下通行译本更为接近。可在最为关键的lesdamnés一词上,萧译本中“罪人”的译法仍与现译本中“受苦的人”的译法有所不同。事实上,第一个主张把lesdamnés译作“受苦的人”的正是建国后第一个翻译出《巴黎公社诗选》的沈宝基。

在1998年接受佘协斌访谈时,沈宝基回忆道:“萧三的修订译文最为通达,影响也最大。但是他的译文中有一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第二句:‘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我在1956年翻译《巴黎公社诗选》时,发现这一句译得不妥,于是在‘罪人’两字的基础上改为‘受罪的人’。1962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专家集体修订时,我又建议改为‘受苦的人’,此处还改动了萧译其他几处地方,使之成为现在传唱的歌词。”(见佘协斌:《法汉翻译研究》,2003年版,第294页)而施蛰存在晚年也曾提到沈宝基将“罪人”改为“受苦的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并将其誉为“重大贡献”。(施蛰存的回忆,见何振华:“百年沈宝基”,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3日)可事到如今,人们谈起《国际歌》的中译本时往往只会想到瞿秋白或是萧三(甚至时空错置地称瞿秋白是哼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走向刑场),却绝少有人会提到沈宝基。

留法时期的沈宝基

从这个角度来看,沈宝基似乎亦可算是一位“受苦的人”。只不过这“苦”并非《国际歌》中的阶级压迫之苦,而是一生成就不得承认之苦——特别是与他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期间的挚友戴望舒相比。戴稍长沈三岁,两人当年经常在沈宝基家中切磋诗艺。来了兴致时,戴望舒甚至会当着沈宝基的面手舞足蹈地朗诵起自己的诗歌来。而戴望舒对于沈宝基的才华也极为欣赏,特别是后者对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译介。早在1947年,戴望舒便在《〈恶之花〉掇英译后记》一书中写道,“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但后来戴望舒以及其眼中与沈宝基并峙的卞之琳与梁宗岱三人俱声名远扬,唯有沈宝基一人虽享寿最久却也最寂寂无闻。

事实上,除了戴望舒之外,沈宝基与当时另一位求学里昂的中国学子也有着罕为人知的交谊——这就是就读于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二人关系之紧密从笔者所藏的一本常书鸿早年签赠本中便可管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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